我国明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苜蓿被《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和《农政全书》以及明皇帝实录与方志等经典要籍所记载,充分体现了苜蓿在明代的重要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种植的广泛性。本研究以记载明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明代苜蓿种植分布与状况、植物生态生物学特性、栽培管理和利用方式等进行尝试性研究考查。结果表明,明代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甘肃和宁夏等省均有苜蓿种植,其中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在苜蓿植物学、生态生物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对苜蓿植株形态、花色及其着生部位、荚果种子形状的精准描述已达到现代植物学的水准。同时,对苜蓿的轴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记载其根的形态与黄芪的根相类似。在明代出现了紫花和黄花2种苜蓿的记载;主张苜蓿与荞麦混作,并利用苜蓿的肥田能力,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度中;提倡7、8月种苜蓿,一年三刈,种子田一刈;苜蓿3年后生长进入旺盛期,7、8年后衰退垦去。在苜蓿饲用方面明代王象晋提出了最佳利用时期,即“苜蓿花时,刈取喂马牛,易肥健食”。同时,在苜蓿的食用、药用等方面人们利用得更加具体有效。此外,苜蓿还可做贡品。     

1047年北宋宫廷祈雨的诸相

本文以1047年发生在北宋宫廷内的一场祈雨祭祀为研究对象,运用"剧场国家"理论,描绘了祈雨的"展演"相与"权力"相,研究了祈雨期内以展演为表征、以权力为暗流的人神、人地、人人关系。研究发现:一方面,祈雨是充满象征意义的展演式活动,祈雨人宋仁宗需要向天神与黎民展演德行,而展演德行又需借助于气象技术;另一方面,贾昌朝被罢相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罢相反映出北宋中期朝廷内激烈的政治纷争,其仍为庆历新政后权力博弈的延续。可见这场祈雨是一场德行的展演,也是实在的操纵帝国的权力之争。     

敦煌西晋画像砖所绘“白象”形象溯源

敦煌佛爷庙湾西晋早期墓出土的白象画像砖,是佛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神秘性方术而存在的现实表现。本文对敦煌西晋画像所绘“白象”形象进行溯源,认为画像砖上的六牙白象应该是中国早期佛教朝着神秘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缩影。     

武威汉代医简方药药理分析四则

武威汉代医简是一批中医药方的出土文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末年的中医方剂情况。文章分析了这批医简中的四则药方的药理,并与时代稍后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作对比,以此说明该药方对后世中医的贡献。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移民过程考探

通过对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移民过程的研究,证明该地区移民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清廷边疆政策一直主导移民过程。对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移民过程进行了考探,以期为研究其他地区移民带来参考借鉴。     

阆中锦屏书院的园林艺术特色

锦屏书院为阆中四大书院之首,距今已有近500年历史。通过简述书院变迁的历史过程,分析其选址、布局、理水等方面的园林艺术特色,以期为复原书院旧貌、重现昔日盛况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清代壮族边疆地区的林果生产研究

对清代壮族边疆地区的林果生产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林果生产既有量的扩张,又有质的变化,市场化与近代化发展趋向明显。林果生产发展推动了壮族边疆地区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地区的开发进程。     

清末呼兰地区移民与农业开发

呼兰是清政府在东北最早开禁的地区。1860～1903年，清朝先后开放了蒙古尔山、通肯等地区，关内移民开始大量涌入呼兰地区．土地开发规模迅速扩大，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崛起，农产商品率迅速提高，促进了农业的近代化。     

唐代关中旱灾及其影响初探

根据地方灾害史料记载,统计出唐代关中旱灾的发生规律。结果表明:唐代290年的时间内,共发生旱灾112年次,可以按照旱灾发生的频率将唐代划分为五个阶段。关中旱灾的连续性特征非常明显,连续三年以上的干旱链现象突出。旱灾在月份和季节中的分布极不均匀,季节性连续干旱偏多。唐代关中旱灾灾情较为严重。频繁的旱灾给唐代关中地区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金代农业科学发展探讨

从耕作技术、水利兴修和农田灌溉3方面介绍了金代农业科学的成就，为人们了解金代农业生产方式提供参考。